摘要：站在對外開放新起點，需要進一步思考新時代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心何在，中國將以何種基調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投資，進而構建對外開放的新格局。研究認為，中國一直希望對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擴大開放，而不是對部分國家擴大開放，與此同時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心仍在于美歐日發達經濟市場。為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投資，中方應堅持與美歐日發達經濟體合作而非對抗的基調，客觀認識亞非拉市場有限性和“一帶一路”單方面投資的風險。中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就是要形成出口拉動進口、進口促進出口良性循環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

　　關鍵詞：對外開放；發達經濟體；亞非拉市場；一帶一路

　　一、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歷史回顧

　　中國政府多次對外宣布，希望對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擴大開放，而不是對部分國家擴大開放。在新形勢下，我們應慎重思考并明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心在何處？

　　1949—1979年，我國并非完全沒有“對外開放”，當時有很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朋友，對他們是開放的。但是，這些國家既沒有廣大的市場，不能與中國形成很強的貿易互補優勢，也沒有先進的技術設備、管理經驗、體制模式等可供中國借鑒。相反，他們依賴中國的大量援助。

　　1980年代后，鄧小平同志啟動的對外開放重心，是對以美國、歐洲、日本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開放，核心是引進其先進技術設備、管理經驗和體制模式，來發展中國自身經濟。對內改革即市場化改革，本質上是根據我們的國情，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借鑒、引進發達國家有益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開放與改革戰略實踐，是中國40年來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動因。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出口和進口并重”的外貿發展戰略。具體而言，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勢，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發展服務貿易，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推進貿易強國建設”的外貿發展戰略。具體而言，即“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2018年9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提出，我們要堅定促進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中國政府多次對外宣布，希望對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擴大開放，而不是對部分國家擴大開放。同時，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同志啟動的對外開放的重心，是對以美國、歐洲、日本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開放。這是由于發達國家和地區能為我國提供廣大的外貿市場、高技術與高質量的產品、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以及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運營模式。

　　二、保持與美歐日發達經濟體合作基調

　　對于中美貿易摩擦，中方白皮書指出，我國政府在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一方面堅定維護國家尊嚴與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始終敞開談判大門，希望通過平等對話與協商，友好解決雙方分歧，維護中美關系合作的大局。同時，應該看到美方對中方在經貿方面的一些訴求(包括非市場導向的政策與實踐、產業補貼與國有企業、強迫技術轉讓的政策與做法，WTO改革，以及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等)，也代表著歐盟與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訴求。這集中體現在美國、歐盟、日本于2018年5月31日、9月25日、2019年1月9日發表的三次聯合聲明之中。他們也會據此對WTO多邊貿易體制提出修改完善的改革方案。

　　中國要發展開放的市場經濟，希望與發達國家一起合作共贏，需要在對外經貿談判中，考慮他們對“市場經濟”的某些關切，采取磋商、談判解決問題的態度。對外經貿談判從來就不是單方面的妥協，也不是單方面的寸步不讓，而是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基礎上的互相妥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維護與發達國家合作的整體基調。

　　這方面，中國已經與美國就經貿問題開展了積極的磋商和談判。比如，2018年12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達成了元首共識。今年1月7—9日，中美在北京舉行了初步會談，會后雙方各自發表了簡短聲明，都強調要落實12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達成的90天貿易談判共識。1月30—31日，劉鶴副總理率領的中方團隊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率領的美方團隊在華盛頓舉行經貿磋商，會后中美各自發表了聲明。美國白宮聲明認為，此次會談涉及了廣泛的問題，包括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網絡竊取、市場扭曲、市場壁壘、貨幣在貿易中作用等。美國特別注重中方在結構性問題和減少美中逆差方面做出有意義的承諾等。新華社認為，中美討論了貿易平衡、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實施機制以及中方關切問題。雙方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轉讓問題，同意進一步加強合作。雙方同意，將采取有效措施推動中美貿易平衡化發展。據此，中美雙方談判關切的焦點主要是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和一些結構性問題。

　　三、客觀認識亞非拉經貿市場

　　在亞非拉地區發展中，經濟市場的發育狀況和“一帶一路”倡議成員方貿易市場的作用需要客觀認識。2018年9月24日中方白皮書提出，中國堅定促進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互利共贏合作。2018年8月，中國舉辦了“一帶一路”倡議實施5周年紀念活動，并舉辦了“中非論壇”，宣布與相關國家進行更多國際合作。我們應該看到，我國與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是我國對外開放總體格局中的重要一環和補充，但現階段尚不能擔當起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心，也無法成為對中國與美歐日開放合作重心的替代。這是因為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仍舊比較有限，也難以為我國提供可供借鑒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與市場體制。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首屆進博會開幕式演講中指出：“中國正在穩步擴大金融業開放，持續推進服務業開放，深化農業、采礦業、制造業開放，加快電信、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開放進程，特別是外國投資者關注、國內市場缺口較大的教育、醫療等領域也將放寬外資股比限制。”顯然，中國這些現代服務業的開放和發展，是亞非拉發展中經濟和“一帶一路”倡議其他成員方所難以對接的。現實是，首屆進博會有5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展，數量占比超過四成，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活力。但是，2018年11月22日國家商務部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首屆進博會按一年計的累計意向成交578.3億美元，其中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累計意向成交為47.2億美元，占比僅8.16%。“在578.3億美元意向成交額中，智能及高端裝備展區成交額最高，為164.6億美元；其次是食品及農產品展區，成交126.8億美元；汽車展區成交119.9億美元；醫療器械及醫藥保健展區成交57.6億美元；消費電子及家電展區成交43.3億美元；服裝服飾及日用消費品展區成交33.7億美元；服務貿易展區成交32.4億美元。”首屆進博會成交的領域分布進一步證實，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心在于美歐日發達經濟市場。究其原因，發達國家能為我國提供廣大的外貿市場、高技術與高質量的產品、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以及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運營模式。

　　同時，許多有識之士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2018年4月12日就“一帶一路”帶來的債務風險提醒中方，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政局不穩定、體制不完善，中方要高度關注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可能存在的政治與經濟風險。這也是我國對外開放投資中要特別加以關注的潛在風險。中國需要防范開展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被接受國誤認為是“經濟援助”的風險，因而需要亞投行牽頭，協同英國、法國等AIIB西方成員方投資者，一道加入到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行列，通過多邊投資方來共同規避投資風險。

　　四、推動進出口良性循環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開放不斷擴大，從未停下創新實踐的腳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戰略全局，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推進對外開放理論和實踐創新，對外開放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2017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中國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2018年11月5日—10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舉行。舉辦進博會是中國政府堅定支持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重大舉措，有利于促進世界各國加強經貿交流合作，促進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以高質量的進口促進全球貿易平衡。同時，舉辦進博會也是中國政府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促進對外開放的偉大舉措，以積極擴大進口戰略有效滿足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現實需要。可見，創造性舉辦進口博覽會是積極促進國際貿易平衡的重要手段，意義非凡。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發展，中國已經從一個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級品的貿易小國，轉變為一個向全球出口主要工業制造品的貿易大國和世界制造業的中心；已經從一個出口主導型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出口和進口并重的貿易大國。作為世界銀行界定的中高收入的貿易大國，中國市場規模和潛力巨大，可以通過積極擴大進口，包括從“一帶一路”國家進口，進而拉動全球貿易增長。首屆進博會彰顯出，中國不僅是一個貿易出口大國，更是一個貿易進口大國，借此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貿易不平衡的憂慮，更是消除“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對中國可能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單方面放大出口的憂慮。中方借助進博會向世界宣示，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擴大中間品和資本品進口，推進“中國制造”對接“全球生產”，在全球生產鏈中嵌入“中國制造”的創新元素，為全球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進博會的舉辦進一步表明，中方堅定反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堅持中國進口帶動全球貿易增長。在當前貿易摩擦升級背景下，中國消除貿易不平衡，可通過大幅增加中間品和資本品進口來緩解，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促進跨國企業把更有創新性的產品賣給中國，通過審慎擴大中國金融開放促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由此來實現“中國制造”對接“全球生產”，形成中國進口帶動全球貿易增長，進而反哺中國出口的良性循環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

　　五、推動全面擴大開放

　　在重申中方對全球所有國家進行開放原則的同時，要明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心在于，維護以美歐日發達經濟市場為主、亞非拉發展中經濟市場為輔的中國外貿發展戰略總體格局。這是因為，中國市場已接近于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國制造業產值是美、德、日三國的總和還多。對外經貿領域，要推動中國經濟朝著更加開放、高效、包容、普惠、平衡、多樣化、共贏的方向發展，實現“中國制造”乃至“中國創造”對接“全球生產”，形成出口拉動進口、進口促進出口良性循環的自由貿易體制。

　　首先，積極構建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

　　全球已形成美國、歐盟、東亞“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全球經濟結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需要和全球貿易“新常態”下的區域化格局相適應。在以美國、德國、中國為核心的北美、歐洲、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從區域化的周邊治理體系開始，去探索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框架。

　　中國有必要構建和深化與周邊國家的深度自由貿易區，如全面深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建“中日韓自貿區”、 提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CP)。一是達到貿易和投資的深度自由化。二是達到關稅和市場的高度統一。進一步降低和消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關稅，形成中國東盟“10+1”深度自貿區；逐步降低、消減東亞中日韓關稅，積極推進中日韓自貿區乃至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

　　其次，審慎應對中美貨幣政策和中國資本市場開放。

　　美國特朗普政府不斷要求中國擴大金融服務業市場開放、施壓人民幣匯率問題，這在全球貿易市場摩擦動蕩的形勢下，直接增大了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風險。按照“十年一個弱勢美元貶值期、交替六年一個強勢美元升值期”假說，2015—2020年是強勢美元升值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不斷制造貿易摩擦，重點惡化中國外貿和投資環境。在強勢美元調整窗口期內，中國應予以高度警惕，需要實施資本流出管控，特別是在中美為期90天的貿易磋商談判中，避免過多地承諾擴大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開放而遭受短期資本回流向美國，給中方帶來巨大的金融沖擊風險。

　　美元在相當長時間內仍舊會保持國際貨幣的強勢地位。據IMF統計，2018年第二季度在全球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仍高居62.25%，歐元占比20.26%，人民幣僅占1.84%。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任重而道遠。當前，可行的措施主要體現在：一是人民幣與歐元一起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由美元單方主導向多元化轉變。與此同時，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須謹慎。中美貿易爭端中，中國最為脆弱的是金融市場，如果資本市場過快開放，會加大資本外流或者熱錢涌入的風險。我們需要構建有效的金融資本跨境流動防火墻，以應對國際資本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二是以更加智慧的方式來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馬云已成功推動了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系統在俄羅斯落地。該系統以虛擬交易貨幣即余額寶進行交易結算，但由于支付系統的最后擔保機構是支付寶掛靠的銀行，因而實質上最終是以人民幣為媒介貨幣的。因此，借助未來十五年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買方市場的優勢(買方市場有權利選擇何種貨幣支付)，推動支付寶這一第三方支付平臺走向國際化，既能體現中國民營企業的競爭優勢以及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走向，也能助推人民幣的新型國際化。

　　最后，中美雙方都需要以合作而非對抗的姿態來解決貿易摩擦問題。

　　2018年12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達成了新的共識，為中美妥善解決貿易摩擦問題指明了方向。美方同意自2019年1月1日起把價值2000億美元產品的關稅稅率維持在10%；中方將同意從美國購買雖尚未最后敲定但數量非常可觀的農業、能源、工業及其他產品，以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中美已同意立即就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網絡入侵和網絡竊取、服務以及農業方面的結構性改變開始談判。雙方同意將爭取在未來九十日內落實談判成果。2019年1月7—9日，美國貿易副代表杰弗里·格瑞斯率領的美國官方代表團來北京進行貿易會談，會后雙方各自發表了簡短聲明，雙方都強調要落實12月1日中美達成的元首共識。1月30日—31日，劉鶴副總理率領的中方團隊前往華盛頓進一步開展中美經貿磋商，會后中美各自發表了聲明。中美雙方磋商談判的焦點仍是落實中美元首共識，旨在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和一些結構性改變問題。中方聲明，將有力度地擴大自美農產品、能源產品、工業制成品、服務產品進口，滿足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可以在短期內推動中美貿易平衡化發展。

　　在WTO體制改革進程中，中美雙方仍需要保持高層溝通，積極尋求解決各自關注的和對方關切的經貿問題。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都應積極負擔起大國的國際責任。中美兩國作為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締造者和積極建設者，應推進雙方在更多、更重要領域的積極合作，促進互利共贏。中美在尋求解決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的同時，同樣需要積極推進“禁毒”領域、朝鮮半島無核化、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問題方面的共同合作。面對全球化發展新趨勢，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框架下，我們有充分理由確信中美經貿合作遠比對立更為重要。（沈國兵）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