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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篇 “ 展評 ”，在正式開始 “ 評價 ” 之前，需要交代清楚一些關于本文的問題。

評價的目的：展覽是如何闡釋主題的；觀眾能否理解這種闡釋。評價的方法：通過與策展人溝通和對展覽的觀察來分析展覽是如何闡釋主題的；通過跟蹤觀察、深度訪談來分析觀眾是否能夠理解這種闡釋。評價的結果：展覽主題闡釋充分/不充分；觀眾能/不能理解這種闡釋。

7月28日參觀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的 “ 禮出東方——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 ”，作為考古發現的專題展，有其特色。從展評角度，遂成小文。

“禮出東方——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展廳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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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的主題與闡釋方式

展覽的題目能夠很全面的闡述展覽的主題。主標題 “ 禮出東方 ” 直接強調了本次展覽的核心理念——關于 “ 禮 ” 的問題。副標題 “ 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 ”，則具體說明了此次展覽的主要內容 —— “ 山東焦家遺址的考古發現 ” 。總的來看，此次展覽一方面是全面展示焦家遺址的性質與內容，另一方面則突出強調該遺址在古代禮儀制度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價值與意義。

展覽的策展團隊是如何闡釋這一主題的呢？

就在展覽開展后不久，國博官微上的一篇文章詳細地闡述了這一思路。展覽被分為了四個單元，分別是 “ 橫空出世——焦家遺址的發現 ” 、“ 王者之城 —— 聚落形態的發展 ” 、“ 禮制先河 —— 墓葬及禮儀制度的形成 ”、“ 工藝流變 —— 手工技藝的分類”。下圖為展廳的平面設計圖，四個區域之間的空間關系呈線型分布。

若要判斷這四個單元是否能夠全面地揭示焦家遺址，就需要先對焦家遺址的情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焦家遺址位于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上世紀20年代，在該地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因而享譽海內外。此次發掘的焦家遺址，為城子崖遺址找到了源頭，是距今5000余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重要遺存。近年的發掘，揭露出包括夯土城墻、護城壕溝、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內的諸多高級設施，以及大量規格齊全的玉器、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高端禮儀用具。這些遺存表明，焦家遺址是魯北古濟水流域上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意義的大型聚落。據此，可以清楚的發現，策展團隊所建構的四個單元，抓住了 “ 城址 ”、“ 墓葬 ”、“ 工藝 ” 等核心內容，并將最能體現核心要素 “ 禮 ” 的 “ 墓葬 ”，作為此次展覽的重點展示內容。總體來看，展覽本身很好地體現出了焦家遺址的核心，在對主題的理解和內容的闡釋上，可以看出策展團隊與遺址的發掘團隊有著深度交流。

除了四個單元的劃分之外，展覽在一些形式設計環節中也注重對遺址信息的闡釋。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展廳中四個單元的空間關系上。從平面圖所示，通過突出的墻體，展廳被自然、直觀地分成了四個部分，一一對應四個單元，這一點在現場的實際參觀過程中也有體會。作為策展團隊最著重表達的第三單元，在空間上位于距離展廳入口的最遠處，無論觀眾正向參觀還是逆向參觀，它的位置都會處于觀眾參觀的中間點。從面積上看，第三單元所占據的空間是最大的，這些因素有助于突出第三單元在展廳中的地位，與主題 “ 禮出東方 ” 的核心理念相呼應。

第二，體現在各單元之間陳列方式的差異與變化上。總體來看，雖然用通柜的形式展示文物依然是展覽的主體，但展覽成功的避免了從頭 “ 通 ” 到尾，能直觀地感受到展廳在陳列方式上面力求變化。具體到各個單元上，每一個單元的展陳方式都有一定的變化。例如，第一單元總體上比較傳統，以通柜加獨立展柜為主體，但增加了大面積的圖版和視頻資料；第二單元的一側為通柜，另一側則是以墻體信息為主，附加小巧的展示平臺；第三單元徹底拆除展墻，進行場景復原，并充分利用墻體，在整面墻上進行信息展示，視覺效果非常開闊；第四單元又以通柜和獨立展柜為主，并增加了視頻播放（焦家遺址宣傳片）和座位。陳列設計語言的變化在客觀上能夠避免內容的平鋪直敘，特別是對于烘托第三單元的內容而言，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綜上所述，通過對展廳單元設置與信息闡釋方式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策展團隊對焦家遺址內涵把握的準確程度，并能夠將以出土文物為主體、以 “ 禮出東方 ” 為主題的信息，通過陳列語言的設計，做出了恰當的表達。因此，可以認為該展覽對主題的闡釋比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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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的行為、理解與觀點

雖然在現階段，業內對于“展評”的標準和尺度并沒有足夠權威的統一認識，但是大多數的相關專業人員并不會否認“觀眾”在展覽評價與評估中的必要性。和大規模、系統的展覽觀眾評估相比，“展評”似乎并不用在觀眾身上如此“大費周章”，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略觀眾，也不能去臆斷觀眾的想法。

如何把觀眾納入到“展評”中？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我們要通過觀眾來實現怎樣的結果。這一點在本文的開端就已經闡明了這一點——觀眾能否理解展覽的闡釋。上文我們已經明確，本次展覽的策展團隊對焦家遺址核心信息的把握與闡釋很準確，而下文我們將探討，作為展覽的觀眾，他們是否能夠在自由的、有限的參觀過程中，對展廳的闡釋進行很好地理解。

受時間和人員等條件的限制，數量較大的量化研究方法沒有開展的條件。因此，我們采用無干擾跟蹤觀察和訪談的方式，來獲取個案的質性數據。最后，我們獲取了兩名同行的高中女生和一名獨行的中年男性的相關信息。

通過無干擾跟蹤觀察，我們記錄了兩名高中生在展廳中的運動軌跡和在各展示要素前的參觀投入程度。由于二人之間差異顯著，所以用A和B進行區分。A幾乎完整的參觀了所有的展示要素，并且在每一處展示要素前的停留時間和參觀投入程度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綜合以往我們對其他展廳觀眾的跟蹤觀察結果進行橫向比對來看，A在該展廳的參觀投入程度處于一個很高的水平上。相比之下，B雖然與A同時進入并同時走出展廳，但是B用于參觀展示要素上的時間和投入程度相去甚遠。因此，二人的參觀行為，總體來看，屬于由A掌控參觀時間和進度、B以A為中心進行自由活動的參觀模式。為了了解在這種參觀模式下，A和B對展廳內容的理解程度，我們在二人行將走出展廳之時進行了訪談。

基于個人信息安全規范的“最少夠用原則”，我們獲取的人口統計學信息為“高二女學生、家住本地、選擇了歷史課。”首先，我們詢問了參觀動機。A與B表示，她們一般比較關注國博的臨時展覽，這次也是為這些臨時展覽而來，不過 “ 禮出東方 ” 并不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這次參觀屬于 “ 順路拜訪 ”。第二，我們詢問了，在參觀結束之后，對哪些內容比較印象深刻。這一問題主要由A來回答，她認為陶器和玉器給她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對陶器的做工、特別是紅顏色的陶器印象比較深刻，此外還有玉器的加工制作工藝。A還表示，在參觀過程中遇到不少不認識的字，因此自己會不斷地去查字典。最后，我們詢問了她們對于展覽的意見和看法。該問題仍然由A來回答，她認為，展覽的說明牌只有器物的名稱、時間和出土信息，缺少關于如何使用、如何制作等方面的信息，其他方面都 “ 挺好的 ” 。至此，訪談結束。

從A和B的參觀行為與訪談中，我們可以管窺到一些信息。首先，通過訪談可以發現，對于A而言，留下深刻印象的內容并不是“禮出東方”的 “ 禮 ”，而是遺址出土器物本身，這里主要包括器形和工藝這兩個方面。回溯展覽的內涵，A參觀后對于展覽的理解，更多的以器物本身的內容為主，但尚未達到 “ 禮出東方 ” 所欲體現的器物、墓葬、遺址背后的“禮”的內核。第二，通過跟蹤觀察，我們發現A的參觀投入程度始終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即認真地看完幾乎全部的展示要素，這也可以通過她自行查閱生僻字上來佐證。第三，根據A的反饋，以及剛剛提到的A對展覽的記憶點，我們可以大致描繪出A對展覽的整體認識，基本處于對陶器和玉器本身的理解上，具體體現在器形和工藝上，更關注它們的用途和工藝，沒有注意到背后的 “ 禮 ” 的差異。至此，我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對A而言，她只能理解到器物本身這個層面，她希望通過展覽來進一步認識陶器和玉器，至于是不是焦家遺址的陶器和玉器，對她而言并沒有差異和影響。

為了驗證這一假設，在訪談中我們額外增加了一個問題：您認為該展廳展示的陶器和玉器與其他遺址出土的有沒有什么不同。首先，需要承認的是，該問題并不是在此前計劃中的預設問題，屬于“臨時起意”，因此在問題的設置上并不是特別合理。因此，即便A的回答是“不清楚”，我們也不能貿然認為假設完全成立。但可以明確的地方是，A的確沒有接受過關于史前考古方面的任何專業訓練。那么，一方面缺少相關專業知識背景，另一方面在參觀中體現出了超乎平均水平的參觀投入程度，基于這兩點可以做出兩個推斷：一是她對于陶器與玉器的形制、工藝的認識應當更多的是受到本次展覽的影響，二是盡管她有仔細地看展，但是并沒有理解展覽的核心闡釋——“ 禮出東方 ”。

另一名獨行的中年男性觀眾，則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信息。首先，他們對我們展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在得知我們對展覽的發掘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后，曾多次主動向我們咨詢一些問題，內容多與陶器的器形與用途有關。在他第一次參觀完展覽之后（因為隨后他又重新看了一遍展覽），我們向他發出了訪談的邀請。通過簡單的介紹，該名男性具有生物學專業背景，對古生物、古人類的發生與發展有著比較高的興趣。家住京外，此次專程為“禮出東方”而來。隨后，他詳細地闡述了此行的目的：“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在商代，河南是中國的中心，而到了周，聞名天下的‘禮’卻是發源于山東，我認為，雖然是姜子牙去治理了山東，但是他啟用的人應當還是山東本地人，所以我一直相信，山東應該在此之前，就一直有自己濃厚的文化底蘊。當我看到一個這么早期的、這么文明的山東文化要展出時，我覺得我能來尋找到我的答案。 ”我們接著詢問，此行的目的是否已經實現，該名男性回答認為，“ 基本算是吧，我就說山東在周之前一定有高度的文明的。”

本文不涉及對該觀眾觀點本身正確與否的評判，但從他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極富目的性的參觀動機，以及希望從展覽中找出能夠證明他觀點的實物證據。而對他的觀點沒有幫助或無關的內容，他也表示出了一定的質疑、甚至反感。例如，在我們最后詢問他對展覽的評價和看法時，他認為，展覽在最后一部分設置的遺址發掘照片墻是“多余的”，有“邀功之嫌”，且“與展覽的內容無關”，是“不合時宜”的。此外，針對展覽本身，他認為應該在剛開始的地方，更加直接地介紹一下焦家遺址的時空分布情況，好讓人能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

該觀眾是否能夠理解展覽所想傳達的 “ 禮出東方 ” 的內核？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這里一方面體現在，在訪談過程中他曾數次提到焦家遺址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體現在，他曾在第三單元墓葬的復原展示前，主動向我們探討墓主兩腿之間的黑陶杯所反映的意義與背后的禮制。透過葬式、葬具、陪葬品來反映“禮制”，正是策展團隊對展覽內涵的主要闡釋手段。因此可以認為，該觀眾通過參觀展覽，對展覽的主題有了一定的理解。

需要說明的是，僅憑兩例觀眾樣本，顯然不具備足夠的代表性。客觀原因是出于時間和人員所限，我們沒有條件進行更多的觀眾調查。但戲劇性地是，通過實際觀察我們發現，在該展覽中進行參觀的觀眾，所呈現出的參觀投入程度水平，要普遍高于我們曾調查過的其他展覽。因此，這兩例高參觀投入程度水平的樣本就意外地能夠比平常具有更多的代表性。這背后的原因，應當與展覽收費有著直接的關系。盡管30元的費用要比國博其它收費展覽普遍便宜了40%，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收費本身的確將對展覽主題 “沒有什么興趣”的觀眾“擋在了門外”，以至于，在處于“暑假”的國博參觀高峰期，根據購票記錄的統計，該展覽的日均流量仍在大致200-300人的水平上。客觀上看，這的確為對主題“感興趣”的觀眾營造了國博難得的良好觀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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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的定位與觀眾的需求

本文開篇對本次“展評”目的、方法和結果的設定，目前已經全部完成。在最后，我們將綜合上面得出的結果，嘗試對“禮出東方”做出一個綜合的 “ 評價 ” 。

首先，通過分析我們得到了以下兩點內容：一，策展團隊對焦家遺址的內涵有著清晰認識，并在展覽內容與陳列語言的設計上有意將“禮”的要素凸現出來；二，在相似的參觀投入程度水平下，有的觀眾可以理解展覽的核心主題，有的觀眾則不能理解。到了這一步，“評價”似乎已經有了結論，但是卻幾乎等同于“廢話”。如果我們意在評價展覽的內容與主題是否得當，那么本文的第一部分顯然已經給出了肯定答案；如果我們關注于那些對展覽本身充滿興趣的觀眾，那么那名中年男性的信息也可以給展覽下一個肯定的答復；如果我們關注的是對展覽主題沒什么特別興趣的觀眾，那么對A/B兩名學生的分析就很難給展覽一個特別滿意的評價了。所以，盡管我們按照目的、方法和結果設定了一系列評價的“尺度”，但是回過頭來，對展覽評價本身起到直接影響的，是我們的“立場”，或者說，是展覽的定位。

本次展覽的定位是什么？在展覽的前言中對本次展覽有著這樣的描述：首先，本次展覽是國博全國考古發現成果展系列展之一；第二，焦家遺址是2017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學術價值不言而喻；第三，國博有責任收藏、保管、研究、展示、闡釋優秀文化。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本次展覽是一個純粹的“優秀考古成果展”，它的責任不在于為觀眾普及“什么是陶器”、“什么是玉器”，而在于普及“什么是焦家”。但對于觀眾來說，是否關注這個展覽，就要取決于自己的“需求”。上文中提到的中年男性，他的參觀動機和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弄清“什么是焦家”，因此他能夠順利地理解展覽所闡釋的主題；而對于A/B兩名學生而言，“焦家”并不是她們的需求，因此她們對展覽的理解，只停留在“什么是陶器”、“什么是玉器”的層面上。弄清了這兩類觀眾的不同需求，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A/B兩位同學希望展覽能夠增加對陶器、玉器制作及使用途徑的介紹，而中年男性則希望在展覽最開始的地方，增加對焦家遺址在時空分布上更直觀的宏觀介紹的原因了。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測，如果是對新石器文化感興趣的、甚至是相關專業人員來參觀的話，那么即便全程都是“大通柜”的方式來按照遺跡單位排列展品，也會讓他們感到深深的震撼；如果是第一次來北京、來國博旅游的游客來參觀的話，在免費的情況下或許會在“山東大漢”前會心一笑、拍一張照；如果是焦家遺址的發掘親歷者來參觀的話，可能更想去找一找“哪些是我挖出來的”。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展示優秀考古成果”的考古展，策展團隊的確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禮”這一焦家遺址的核心概念，并通過一系列內容和形式的搭配來完整的闡釋出來。并且，對于那些對展覽主題感興趣的觀眾來說，基本能夠滿足他們對于焦家遺址的各種疑惑和期待。此外，通過設置一定金額的門票來維持展廳觀展環境的目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認為，“禮出東方——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是一次成功的展覽。